提要文摘: | 16世纪, 西洋传教士开始向东方纷至沓来。传教活动不仅带来了所谓的天主“福音”, 更掀起了一场东西方文明之间的交流与碰撞。与美洲殖民者的武力传教不同, 沙勿略在日本传教时提倡“文化适应”的传教策略, 即通过学习当地语言, 适应当地文化, 以当地人更易接受的方式传达教义。而在沙勿略去世三十年后, 成功踏入中国国境的利玛窦在传教过程中亦继承并发展了这一策略。在附会儒学的同时, 耶稣会士亦推崇经世致用的“实学”, 将科学作为传教的工具。通过积极介绍西方的数学、水利、天文等先进科技, 传教士们博得了不少中国士大夫的认同与好感。然而, 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并非一帆风顺。自从他们踏入这片国土的第一刻起, 出于“夷夏之防”的排外心理, 以及天主教与佛、道等本土宗教的对立等原因, 各种反天主教运动屡见不鲜。除各种反教活动之外, 耶稣会同样承受着来自教会内部的压力。为尊重中国传统习俗, 使中国人更容易接纳天主教义, 利玛窦主张允许中国教友继续参与祭天、祭祖等活动, 并将其视为不带宗教色彩的文化习俗。这一做法被称为“利玛窦规矩”。但在耶稣会之后来华传教的多明我会却对此类做法颇为不满, 1704年, 教皇克勉十一世颁布禁令, 严禁天主教在礼仪上宽容祭天、祭祖等儒家习俗。罗马的强硬态度最终引起了康熙皇帝的极度不满, 并下达禁教谕令。耶稣会士曾试图多方调节, 却仍未能改变双方的决意。至雍正时期, 皇帝又再度下达禁教令。由此, 一度兴盛的在华传教事业不得不转入地下, 这场波澜起伏的中西交流也逐渐由盛转衰。 |